俗话说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如今网络上就很喜欢对开国将帅做些排名，说谁是第一上将、谁是第一中将、谁是第一少将等等。 但在官方层面里，只有元帅和大将有固定名次，其他的各级将官、校官、尉官都没有做出硬性排序，就很难称得上谁是第一，怎么排都能找得出反对的理由。 比如，很多人说萧克是“第一上将”， 但带有官方性质的1955年总干部部呈送中央的《元帅、将官名单》、解放勋章编号排序，萧克都不是第一。 另外论资历他不及周士第，论统兵他不及邓华，论战功他不及韩先楚，就很难把“第一”给坐实。 开国少将的情况也一样，说担任过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是第一少将，但他没有土地革命的经历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职务也不算高，他能当上志愿军参谋长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原任13兵团参谋长。 解方自己在入朝前的13兵团干部会议上都说过：“彭总本想单独组建志司，在这次入朝准备工作期间，他看到13兵团组织指挥得很好， 就决定以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司 ，这是彭总对我们兵团最大的信任”。 这相当于“临时性加官”，并非正式的职级，最开始中央没想到战争规模会那么大，所以 志司的领导班子除彭总外，基本也就是兵团级别，没有上升到野战军层面。 52年定级就很能说明这一点，第一副司令员邓华是原13兵团司令员，正兵团级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、第三副司令员韩先楚被定为副兵团级，解方是准兵团级。 再者志愿军共有五任参谋长，其中解方、张文舟（代）、王蕴瑞三位都是少将。综合看下来，解方确实很难在1360人中称“第一”。 在少将里，如果硬要找出个“第一”来， 个人认为 应是贺晋年，他定级时跟洪学智、韩先楚一样是副兵团级。 军区改制前他担任着东北军区副司令员， 同时期六个大军区的副司令员都是上将、大将，连一个中将都没有。 再加上贺晋年有陕北红军这个“山头”加分，本来他要评为上将是十拿九稳的。 但很不幸，在授衔的前一年他遭遇重大打击，即便组织查明并未牵连，隐性影响却一直在，若非彭老总在军事学院相助、毛主席说了公道话，可能他连少将都没有，还要陷入无休止的批判中。 那么，当初贺晋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？ 1955年军衔的评定标准有很重要的几条：是否参与红军部队的创建、是否参与根据地的开辟、是否在主力部队里担任过要职等，这些对贺晋年来说都是加分项。 贺晋年1910年出生于陕西安定，现在叫子长，谢子长的子长。或许是缘分，贺晋年正好是跟着谢子长开始革命活动的。 1928年，就读于绥德中学的贺晋年入了党，两年后谢子长在谢雨生部搞兵运缺人手，陕北特委就把包括贺晋年在内的40多个学生安排过去，之后贺晋年就一直追随谢子长。 1932年5月，谢子长发动靖远起义，带着200余人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，贺晋年出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。 只是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，起义以失败告终，贺晋年还不幸被民团抓住，坐了三个月牢。 恢复自由后，贺晋年第一时间就想回归组织，身无盘缠，就靠乞讨到达兰州，与甘宁青特委取得联系。 在特委的安排下，贺晋年进入兰州警察局干了段时间，他本人性格豪爽，又有兵运经验，很快就在警察局发展了十多个同志，随后就发起水北门暴动。 就这么点人，你说要能成功那不太现实，贺晋年再次被捕。而这次危险系数可大多了，因为抓他的人不再是民团，而是马鸿逵。 这种反动军阀，对红色案件都是从重从严办，贺晋年也从死神那里挂了号，被拴在马屁股后面押解至一条山骑兵团部关押，只待处决。 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，当时马鸿逵刚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，接其老母到银川，途中马母正好看见骑兵们押着贺晋年等人准备去枪决，老太太认为出远门前杀生不吉利，便叫放了他们。 这一年贺晋年还未成名，马鸿逵也就没上心，挥手免死，把他们编入骑兵队。后来贺晋年找了个机会逃跑，第一件事依然是找组织，归队后留在老家附近活动，参与了陕北苏区的开辟与建设。 1934年7月，贺晋年带着一帮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，并入刚成立的陕北游击队，谢子长是游击队总指挥，贺晋年担任游击队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政委。没过多久，贺晋年又接过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，成为核心骨干。 陕北游击队就是红27军的前身，是陕北的主力部队之一。1935年红25军小长征结束后，与红27军、陕甘边刘志丹的红26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。之后军团撤销军一级编制，原25军、26军、27军依次改编为75师、78师、81师，贺晋年担任81师师长。 待中央红军抵达陕北，81师从红十五军团中抽出，编入红一军团，东征之时表现得非常出色，让毛主席极为欣赏，遂下令以81师为核心重建红27军，由贺晋年担任军长。 土地革命时期的军长已经是非常高的职务了，很多开国上将这时也不过是师级干部。 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贺晋年也没有落后多少，担任过三边军分区司令员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3旅旅长、合江军区司令员、东野11纵司令员、四野15兵团副司令员兼48军军长、江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。 看起来很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