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7月，北京八宝山。 一场低调的追悼会正在举行。来的人不多，但规格不低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悉数到场。 灵堂正中，悬挂着一位99岁老人的遗像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张脸是陌生的。但在场的每一位都知道，眼前这个刚刚离世的老人，身上藏着中国情报史上一个惊天的秘密。 这个秘密，他曾守了一辈子。 1915年12月，陈忠经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书香门第，原籍仪征。幼年随家迁到北京，在著名的师大附中读书。 那时候东北已经沦陷，年纪轻轻的陈忠经恨透了日本人，更恨国民党的“不抵抗主义”。 17岁的他和一个同学竟离家跑到山海关，想投奔东北军上前线打鬼子，结果被婉拒了。回去后他愤而写了一篇抗日文章，投到天津《大公报》，竟然发表了。 后来陈忠经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。在北大，他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，参与领导了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 那时候和他一起搞学生运动的，有朱穆之、袁宝华这些后来新中国的重要人物。21岁的陈忠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“社联”。 1937年七七事变，北平沦陷。陈忠经辗转来到长沙，进入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组成的“长沙临时大学”，继续当学生会主席。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，地下党员许焕国。 1937年12月，日寇飞机轰炸长沙，临时大学校舍被夷为平地。 学校决定迁往昆明建西南联大。就在学生们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，胡宗南的第一军从淞沪会战撤下来，损失惨重，急需补充兵员，派人到长沙招大学生做战地服务。 党组织指示：趁机打入胡宗南部队。许焕国奉命行事，陈忠经也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。就这样，一个北大学生会主席、学生运动领袖，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麾下的“青年才俊”。 1939年秋，陈忠经借探望父母之名到重庆，秘密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。他向董老汇报了在西安的工作，请示下一步怎么办。董必武只说了八个字——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这八个字，决定了陈忠经此后近十年的命运。 1940年春，陈忠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而此时，他已经是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，后来又当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。三青团是什么？那是国民党的青年特务组织。陈忠经等于直接坐进了敌人的心脏。 在西安，陈忠经如鱼得水。他性格活跃，善于交际，创办了《研究月刊》和《新秦日报》。游走于西安高层交际圈，八面玲珑。连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，都专门请他当证婚人。但这些光鲜背后，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危险。 陈忠经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爱说梦话。对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，这简直是悬在头顶的刀。一次他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人出差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。 第一夜他借口赶写报告熬了一宿。第二夜、第三夜不能再找借口了，他就躺在床上假装睡着，时不时发出鼾声，硬是三天三夜没合眼。 白天还得正常工作、陪人喝酒，不能露出丝毫破绽。这就是隐蔽战线的日常。一个疏忽，就是死。 1947年，蒋介石撕破了“和谈”的假面具。3月，他密令胡宗南对延安发动全面进攻。25万大军秘密集结，目标只有一个，摧毁中共中央所在地。胡宗南让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“施政纲领”。 熊向晖，是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布下的一枚“闲棋冷子”。他拿到的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完整详细计划。 情报通过西安的地下秘密电台，一字不漏地拍发到了延安。而此时，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甚至还不知道这次行动。 在熊向晖传递情报的同时，陈忠经和申健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密切配合。陈忠经利用三青团书记和《新秦日报》董事长的身份作掩护，建立了一张全方位的情报网。 党中央得到情报后，从容地做了两件事：一是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公开揭露国民党剿共、挑起内战的罪行；二是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兵保卫延安。 等胡宗南的大军杀到延安时，只剩下一座空城。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已安全转移。胡宗南“闪击延安”的绝密计划，彻底破产。 毛泽东后来说，熊向晖一个人“能顶几个师”。但这句话背后，站着的是陈忠经、申健三个人组成的整个情报网络。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：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，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是“龙潭前三杰”；熊向晖、陈忠经、申健，是 “龙潭后三杰” 。 这个评价的分量，懂党史的人都明白。“前三杰”在1930年代保卫了党中央，“后三杰”在1940年代再次保卫了党中央。前后三十年，两代“三杰”，撑起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半壁江山。 从1938年到1947年，整整九年，陈忠经潜伏在胡宗南身边，获得了大量关于蒋介石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政治、经济各方面的情报，及时秘密报送党中央。 1947年9月，中共北方情报网络遭破坏，数十人被捕。军统调查中发现了“后三杰”的真实身份。 但此时，陈忠经、熊向晖、申健已受胡宗南派遣赴美深造，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。军统鞭长莫及，胡宗南为求自保也极力将此事压下。几经辗转，陈忠经最终回到祖国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忠经转入外交战线。1950年11月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，1960年率领百人艺术团出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