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，刘庆棠当上文化部副部长，有人说：红军长征二万五，不如跳个芭蕾舞

今天帝哥想说说刘庆棠和江青的一些故事。 刘庆棠 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前夕，江青到中央芭蕾舞剧团视察，时任剧团副团长的刘庆棠参加接待，他陪在江青身边，向江青汇报了《红色娘子军》排练和演出的情况，并且将整理好的文字材料送给了江青。江青问的问题，刘庆棠也都对答如流。原本就对刘庆棠有印象的江青，对他更有好感了。 此后刘庆棠经常直接给江青写信或给江青的秘书打电话，汇报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改进情况和团里的工作情况。后来《红色娘子军》被列为八个样板戏之一，演出场次不断增加，刘庆棠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。 “运动”爆发后，本已经是中央芭蕾舞剧团领导的刘庆棠率先造反，他把剧团其他领导称为“走资派”，公开号召演员和职工打倒他们。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、首席指挥黎国荃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，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愤然自杀。 此后在江青的提携下，刘庆棠开始“飞黄腾达”。1969年4月，刘庆棠参加了党的“九大”，并成为主席团成员。1970年，刘庆棠进入国务院文化组，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。1972年秋，为招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，刘庆棠最后一次在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扮演洪常青。当时刘庆棠已经演了500多场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为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，此后他走下了文艺舞台，转向政治舞台。 刘庆棠剧照 周恩来原本对刘庆棠是爱护的，在刘庆棠当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前后，他曾先后7次约刘庆棠单独谈话，对刘庆棠在政治上、工作上进行勉励。刘庆棠在周恩来面前表现得很谦虚，有一次，他对周恩来说：“让我当文化组副组长，我有点紧张，还有点害怕。” 周恩来说：“你紧张、害怕，就会少犯错误；犯了，改得也快。如果你认为你能干得好，就可能骄傲。” 但是已经把自己的命运跟江青捆在一起的刘庆棠，对周恩来的话是听不进去的，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仅限于表面，出现麻烦时，他便往周恩来身上推。 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，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，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《美丽的阿美利加》，准备欢迎这位贵宾。刘庆棠却兴师问罪，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：“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？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！” 军乐团领导把刘庆棠的话汇报给了周恩来，周恩来不悦地说：“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，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，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。不要太‘左’了，我看很好，可以演奏。”最终刘庆棠无话可说，悻悻而归。 同年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，观看了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。演出结束后，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。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，大家开始唱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，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。晚会结束后，江青质问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：“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。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？你去查一查，然后向我汇报。” 几天后，吴德查清楚了情况，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领唱的这首歌。刘庆棠却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，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。后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周恩来此事，周恩来也火了：“这事我负责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 刘庆棠（右） 此后刘庆棠的官继续升，1973年，他在党的“十大”上当选中央委员，在1975年初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。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，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。有人愤愤不平地说：“红军长征二万五，不如跳个芭蕾舞！” 就在刘庆棠在“仕途”上平步青云的时候，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，检举他生活糜烂。“运动”前，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有不正常关系，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分。刘庆棠大权在握后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。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，信件最后都转到了江青、张春桥手中，他们以“小节无害”为由不予追究，事情不了了之。 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刘庆棠被拘留审查，1976年10月21日，他被正式羁押，并被开除党籍。1983年4月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、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，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，剥夺政治权利4年。 晚年的刘庆棠 1993年10月，刘庆棠刑满后，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，后来他编了一出表现对祖国忠诚、对母亲尊重，同时也表现爱情的古代题材芭蕾舞剧《岳飞》，但因筹集不到资金，最终演出流产。2010年5月2日，刘庆棠因病去世，时年78岁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