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冬，广州黄埔军校里，刚入校的第五期学员面对的，已经不是几年前那所充满理想色彩的军校。 校舍还是那座校舍，教官也有不少熟面孔，可空气明显变了。有人带着救国图强的念头而来，也有人对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走向心存疑虑。军校扩招了，学生更多了，真正愿意把前途交给蒋介石的人，却未必更多。 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。那时的核心任务很明确：训练革命军干部，改变旧式军队依靠私人关系和地域关系维系的局面。前几期学生中，确实聚集了不少后来叱咤战场的人物。 黄埔一期学习时间不长，却出了徐向前、陈赓、胡宗南、杜聿明等将领；第四期同样属于短期训练，林彪、张灵甫、胡琏、李弥等人后来也颇具影响。军校的课程并不可能把一个青年直接变成名将，真正决定成色的，还有生源、时代和战场。 第五期恰好处在局势急转直下的关口。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，国共合作迅速恶化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，随后各地清共行动扩大，许多原本准备报考黄埔的进步青年，转而寻找另一条道路。有人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，有人参加农民运动，也有人干脆离开广州。 这并不是一句“好学生都投了红军”就能概括的。严格说，当时红军建制尚在形成过程中，许多后来成为红军将领的人，入党、参加革命或进入黄埔的时间并不相同。但大批有理想、有行动力的青年离开国民党阵营，却是客观事实。 蒋介石并非看不出这种变化。第五期招生规模扩大，录取人数超过三千，远高于早期各期。与此同时，前几期未能按时毕业的学生，也有一部分被编入第五期继续学习。人数上去了，生源结构却变得复杂，训练质量自然难以保持稳定。 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。第五期入学人数很多，最后按期毕业者却明显减少，留级人数远超前四期总和。军校方面既要赶紧输送基层军官，又要应付课程、纪律和政治审查，学员水平参差不齐，便不再是偶然现象。 但“第五期没有名将”，本身就是误读。 许光达便是第五期炮兵科毕业生。他早年已经参加革命，毕业后没有把黄埔经历当作投靠蒋介石的资本，而是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，后来长期负责装甲兵建设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。 宋时轮入黄埔第五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因身份暴露被捕，出狱后参加红军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逐渐成为重要军事指挥员。抗美援朝时期，他任第九兵团司令员，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。 陶铸也是第五期学员。他并非以战场指挥成名，而是在政治工作和地方治理方面展现才干，后来担任过中南局负责人、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。杨至成则长期从事后勤工作，成为人民军队后勤建设的重要干部，1955年获上将军衔。 还有两类人，更容易被传统叙述忽略。 郭汝槐毕业后留在国民党军政系统，凭借能力得到陈诚重用，后来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；廖运周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到师长，淮海战役期间率部起义。两人的真实政治立场，使他们没有成为蒋介石可以放心使用的嫡系将领。 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并非没有第五期人才。郑庭笃抗战中曾击毙日军少将，后来升任军长；只是到了国共决战阶段，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竞争，而是指挥体系、派系关系和战略判断的全面较量。 黄埔五期真正特殊的地方，不是人才断层，而是人才流向发生了变化。前几期的优秀学生，许多人进入国民党军队，因而更容易被后来的宣传和战史记录下来。第五期以后，共产党掌握了越来越多有军事训练背景的干部，许多人在红军、八路军和解放军中成长，名字自然不会出现在蒋介石的将领名单里。 同一所军校，同样的课堂，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却可能截然不同。黄埔第五期被称为“没出名将”，说到底，是把“没有成为蒋介石麾下名将”和“没有培养出军事人才”混成了一件事。1955年授衔名单中，许光达、宋时轮、杨至成等人的名字，已经给出了另一份答案。 特别
